进入21世纪之后，慢性病的蔓延更为迅猛。到2010年时，中国人死因前三位的恶性肿瘤、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合计，在城乡人群死因中所占比例已超过60％。在城市，恶性肿瘤为第一死因，占26.33％；在农村则是脑血管病居首位，占23.37％。
根据各国常见死因的比较显示，中国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比美、英、法等国高4倍－5倍，比日本高3.5倍，亦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；恶性肿瘤死亡率接近美、英、法，高于日本和印度；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高于各国；心脏病死亡率低于印度，接近美、英，明显高于日本和法国。
此外，中国慢性病呈现出“年轻化”的趋势。调查显示，有65％以上的劳动人口患慢性病，这个群体年龄段为男性16岁－60岁，女性16岁－55岁。69％的高血压和65％的糖尿病都发生在上述年龄段。
如此现实下，中国的慢性病防控却一直薄弱。即便是防控技术已经成熟的高血压也呈现出“三高”（患病率高、致残率高、死亡率高）和“三低”（知晓率低、管理率低、控制率低）特征。
中国的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在2002年为18.8％，而专家根据局部监测数据，估计当前患病率在25％－30％；城市中成年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则从2002年的6.1％升至2010年的12.3％。
慢性病造成的疾病负担也随之日益沉重。
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在2011年6月的一个慢性病论坛上透露，在2005年，慢性病已占疾病总负担的62％，约14762亿元；其中，恶性肿瘤占比最高，约20％；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分别占16％和12％。当前，慢性病在疾病总负担中所占比例已经增至70％。
风险失控
中国的整体现状是，四个慢性病风险因素：烟草使用、缺乏运动、有害使用酒精以及不健康饮食全部高位运行
仅赵松一人身上就汇集了慢性病最主要的四大共同风险因素：烟草使用、缺乏运动、有害使用酒精以及不健康饮食。
心血管疾病（如冠心病和脑卒中）、癌症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（比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）以及糖尿病，是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所列的四种主要慢性病，约占所有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80％。如果上面的四种风险因素被消除，大约四分之三的心脏疾病、脑卒中和II型糖尿病以及40％的癌症将能够得到预防。
而中国的整体现状就是，四个慢性病风险因素全部高位运行，实际上处于失控的状态。于竞进就表示，“慢性病风险因素在人群中普遍存在，有超过3亿人吸烟；80％的人食用盐、油过量；18岁以上成人经常锻炼的比例不超过12％。”
一种普遍的观点是，慢性病是由个人行为造成的。全国慢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立明说：“我曾经陪卫生部领导去游说慢性病事宜,财政部的一位司长就明着说，你抽烟喝酒是个人行为，凭什么让政府替你买单。”
但实际上，这些风险因素往往来自社会环境影响，通过有效的政策干预，减少风险因素的流行蔓延，应是政府之责。就此而言，中国政府的责任缺位是显而易见的。
